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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美好乡村建设”的犯罪问题研究

发布时间:2015-01-06 阅读次数:


影响“美好乡村建设”的犯罪问题研究

   ——以亳州市农村犯罪情况为视角
耿 标 陈新永
  内容摘要:刑事犯罪作为社会丑的一面,必然影响“美好乡村建设”的进程,并削减“美好乡村建设”的社会效益。课题组以亳州市美好乡村建设为背景开展调查研究,从法社会学、犯罪学等角度出发,对当前农民刑事犯罪的特点、成因及对策建议提出了相关见解。

  亳州市是农业大市,总人口604万,乡村常住人口333万,占人口比重为54.6%,全市共有行政村1258个,自然村约14000个。1村庄布局较密、乡村人口众多,农民纯收入低于安徽省平均水平。为统筹城乡共同发展,从2012年起,亳州市开展了以实现“生态宜居村庄美、兴业富民生活美、文明和谐乡风美”为总体目标的“美好乡村建设”工程。几年来,作为亳州市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一件大事,“美好乡村建设”正逐渐影响着该市乡村的生产生活面貌。
“美好乡村建设”离不开乡村治理。乡村治理为社会治理体系中的难点,一直是学界广为关注的重大命题。早在上个世纪40年代,费孝通先生即从人类社会学的角度研究中国乡村的秩序问题,提出了“熟人社会”的重大概念。近年来,法学界亦有学者从法社会学的角度出发研究分析中国乡村的司法秩序。为此,课题组从法社会学的角度,分析研究农村刑事犯罪问题,试图为推进乡村治理和“美好乡村建设”提供一种路径和方法。
  课题组分析研究了2011年至2013年期间亳州市人民检察院统计的犯罪数据。2011年全市检察机关共提起诉讼1875件2546人,其中农民1784人,占犯罪总人数的70.07%;2012年共提起诉讼2469件3293人,其中农民2395人,占犯罪总人数的72.73%;2013年共提起诉讼2869件3796人,其中农民3153人,占犯罪总人数的83.06%。以上数据表明,在刑事犯罪中,农民犯罪比例较大;另据犯罪形式的统计资料,犯罪形式以盗窃、抢劫、强奸、故意伤害等传统犯罪为主。这些犯罪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农村的生产生活,制约着乡村治理和“美好乡村建设”的顺利进行。
  一、呈现的特点
  (一)犯罪态势渐趋恶化
  从前述数据可以看出,农民犯罪人数逐年递增,从2011年的1784人,2012年的2395人,到2013年的3153人,犯罪人数年均增长率为32.95%;农民所占比重逐年加大,从2011年的70.07%,2012年的72.73%,到2013年的83.06%。这些数据足以证明,亳州市农民犯罪正在向着日益严重的态势发展,必须采取有力的手段加以遏制。
  (二)犯罪主体多样化
  农民犯罪的主体是多样的,以男性为主,但不乏女性,女性犯罪主要表现在组织买淫、拐卖妇女儿童犯罪中;从政治面貌上来看,有党员也有群众,但以群众为主,约占89.13%,党员犯罪集中体现在职务犯罪领域;从年龄阶段上来看,以35岁以下青年犯罪为主,约占85.37%,也有不少中老年人和青少年。中老年犯罪主要体现于拐卖妇女儿童犯罪以及由此诱发的下游犯罪,诸如非法拘禁、强奸等。35岁以下的犯罪主体主要表现在盗窃、故意伤害、寻衅滋事、强奸、交通肇事等。青少年犯罪主要体现在侵财型犯罪、人身伤害犯罪中,具有犯罪年龄低龄化的倾向,其中以留守青少年居多,约占青少年犯罪的90%,网络已经成为青少年犯罪的重要诱因。
  (三)犯罪组织团伙化、宗族化
  农村以血缘、宗族为核心的社会交际模式,使犯罪组织呈现出团伙化、家庭化的特点。个人之间的矛盾纠纷有可能演变成家族之间的矛盾纠纷,导致聚众斗殴或寻衅滋事发生;为了牟取非法利益,出现了家族集体犯罪的现象,比如,家族式的制假售假团伙,家族式的盗窃、抢夺团伙,家族式的制毒贩毒团伙,家族式的盗伐林木等。更有甚者,某一村庄“笑贫不笑偷”,全村近半青壮劳力,结伙行窃。有的地方,由于家族势力大,出现了以家族为核心的村匪、街霸,他们在经济利益的驱使下,强买强卖,通过笼络不良官员,插手土地征收、房屋拆迁、地产道路工程等项目,发展成为地方黑恶势力。还有的为维护宗族利益,在村干部选举中,干扰选举,或以告倒对方为目的,煽动群众上访闹事。
  (四)传统犯罪危害依然严重
  首先,盗窃、诈骗、抢劫等侵财型犯罪,在2011年至2013年间,一直稳居农民犯罪人数的前十位,而盗窃更是连续三年位居第一。这些侵财型犯罪严重干扰了农村的生产生活。由于此类犯罪属于数额犯(以犯罪数额作为立案标准),存在立案难、破案难、财产返还难等问题,报案后多是不了了之,受害群众大多自认倒霉,更放纵了此类案件的蔓延。其次,故意伤害、故意杀人、抢劫、强奸等暴力性犯罪比重依然很大,排名一直靠前。这些犯罪伤害的不仅是一个人,更是一个家庭。一些犯罪分子专门针对留守妇女、儿童实施强奸、盗窃、抢劫犯罪,如古井镇的张某,潜入受害人家中后,先扭掉室内灯泡,再对留守妇女实施强奸,强奸之后还索要财物。故意伤害罪连续三年位居第二,故意杀人罪除2012年外,均位于前十位之内。这些都反映了亳州市民风彪悍、文明程度较低的一面。
  (五)交通违法类案件持续增长
  三年中,犯交通肇事罪的人数分别为214人、289人、269人,犯危险驾驶罪的人数分别为36人,223人,409人。交通违法类案件总人数连续三年不断攀升,农村交通安全问题成为影响农村稳定的新问题。经济的发展、乡村公路里程的增加、车辆数量的激增,虽然是交通事故频频发生的原因,但此类犯罪也反映了农民的交通意识、安全意识、对生命的敬畏意识较差的问题。酒后、醉酒驾驶、无证驾驶、违章驾驶寻常见,拼装改装车辆、混载混装车辆上路,增大了交通事故的危险系数,因交通事故导致死亡、重伤的人数和造成的经济损失呈上升趋势。
  (六)犯罪种类多样化
  随着城乡交流的不断扩大,一些新型犯罪正在进入农村“市场”。毒品犯罪、传销活动犯罪、信用卡犯罪、非法转让、倒卖土地使用权犯罪、金融凭证犯罪等在农村开始出现。例如,非法转让、倒卖土地使用权犯罪2013年增加到12人;合同诈骗罪连续三年都在10人以上;金融凭证犯罪、信用卡犯罪每年都有发生。
  (七)犯罪的季节性特点逐渐弱化
  过去,农民犯罪有随季节变化的特征,与农业生产具有一定的关系。在夏收夏种、秋收秋种时间段内,农民忙于农业生产,无暇他顾,犯罪数量相对减少;在农闲时期,则容易无事生非,“两抢一盗”、强奸、聚众斗殴、寻衅滋事等犯罪数量开始上升。然而现在随着农业机械化的发展,农业生产的时间周期缩短,农民在家务农的时间减少,甚至有的农民不回家从事农业生产,因此犯罪的季节性特点有所弱化。
  (八)邪教犯罪有抬头趋势
  从统计数据来看,组织、利用会道门、邪教组织的犯罪有抬头趋势。2013年提起诉讼11件29人,有18人为农民。“法轮功”、“全能神”等邪教组织虽然受到了严厉打击,但其核心人物仍然逍遥法外,“小喽啰”依然上蹿下跳,四处活动,传播邪教教义。
  (九)基层干部腐败问题严重
  2011年被提起贪污贿赂诉讼共104人,农村基层组织人员占29人,是总人数的27.88%;2012年提起诉讼共98人,农村基层组织人员占28人,是总人数的28.57%;2013年提起诉讼共171人,农村基层组织人员占57人,是总人数的33.33%。可见,农村基层组织人员贪污贿赂呈上升趋势。农村基层干部是另一种形式的“无冕之王”,不仅具有村民自治管理的权力,而且还代表国家行使一些职权。比如:在扶贫救灾、种粮补贴、低保资金的发放,计划生育抚养金的征收,违章建房的罚款以及土地征收等项目中,他们都有一定的权力,往往采取虚报、瞒报、作假材料等骗取国家专项资金,或收受贿赂、挪用公款。党的执政之基在农村、在基层,基层干部腐败必然破坏党的执政之基,败坏党的形象,为美好乡村建设埋下隐患。
  二、成因分析
  当前,诱发我市农民犯罪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社会转型所带来的宏观原因,也有农民个人的微观原因;既有皖北特有的区域原因,也有亳州本地的乡风原因。具体分析如下:
  (一)经济原因
  有人认为,农村犯罪的根源性问题是贫穷。有学者提出,极端贫困地区的稳定具有表面性和暂时性,潜伏的问题比较多。贫困地区的闭塞、落后状态易酿成突发事件。而正在发展的乡村,或受周边地区发展影响的乡村,犯罪问题比较突出。2而我们认为,“不患寡而患不均”,贫穷虽然是农村犯罪的原因之一,但农村犯罪的真正经济根源在于经济上的不平等。多年来城乡二元化的经济结构,导致农民经济权利、就业机会不平等和贫富差距加大,是农村犯罪上升的主要原因。
  亳州是皖北小城,典型的农业城市,经济欠发达,远落后于安徽沿江城市,城乡二元经济矛盾突出,而且村庄与村庄之间、村民与村民之间存在贫富差距。在同一个自然村,轿车与自行车同行,洋房与瓦房比邻。面对比自己富裕的群体,农民会产生三种心态,羡富、仇富、赛富。羡富会引起仿效,例如,村民甲看到邻居靠制售假劣中药材轻松致富,甲会受到诱惑,也有可能参与制售假劣中药材。仇富会引发盗窃、破坏犯罪,甚至抢劫、绑架等暴力性犯罪,例如城乡差距拉大,导致一些农民到城市中从事盗窃、抢夺、抢劫犯罪活动。赛富,是虚荣心作怪,别人买车我也要买车,别人买房我也要买房;农村婚姻彩礼节节攀高的原因也在于此,以致一些贫困户因拿不出巨额彩礼而收买被拐卖的妇女。这三种心态,都容易诱发刑事犯罪。一些基层干部看到自己那么辛苦,收入还不如某个小包工头,自然会将贪婪的目光盯住手中的权力,不请不送不办事,借机敛财,以权生财,雁过拔毛。
  (二)文化原因
  1.宗族文化。 宗族文化虽然正在走向衰落,但自实行村民自治以来,国家权力对村的控制力减弱,宗族势力又开始复兴。类似族长之类的家族代言人或地方人头开始重新出现,村干部多由宗族势力较大的村民担任,出现了宗族势力干涉村民选举、阻挠公务执行、抵触法律实施、结团称霸一方、宗族之间明争暗斗等现象,为乡村稳定埋下隐患。
  2.社交文化。亳州本地群众的社会交际活动形式比较传统,常见的有两种方式,类似梁山好汉的“拜把子”和“结干亲”。这两种具有典型封建色彩的交友方式,容易将不同的群体势力捆绑在一起,“有福同享有难同当”,摊上大事一起上,互相帮助、隐瞒、包庇。这种交友方式,容易引起聚众斗殴、寻衅滋事犯罪的发生,也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长期以来居高不下的原因之一。
  3.酒文化。亳州号称“酒都”,有着“麻雀也能喝三两”的流行说法,酒文化盛行,“无酒不成席”,不让朋友喝好、喝倒,不足以表现主人的热情好客。因此,酒后危险驾驶犯罪数量很多,因酗酒引发的伤害、斗殴案件也经常发生。
  4.封建迷信。封建迷信导致农民信仰缺失,是农民犯罪的精神催化剂,是农民愚昧无知、道德失控的精神鸦片。封建迷信思想的死灰复燃,使农民的理想信念弱化和价值观混乱。丑恶现象沉渣泛起,“笑贫不笑娼”,“崇势不崇良”,吃喝嫖赌屡禁不止,坑蒙拐骗花样百出。庙宇香客云集,神汉巫婆风水先生招摇过市。在这种情况下,邪教势力得以发展,黄赌毒等打而难绝。
  (三)社会治理原因
  1.法治环境不健康。
  首先,政法力量有限。公安机关的警力延伸到了乡镇一级,法院派出法庭只能延伸到部分较大的乡镇,检察院在乡镇基本没有派出性检察室。由于自然村星罗棋布,村民居住较为分散,公安机关的警力也不能保证对自然村的掌控。因此,政法力量难以有效威慑农村刑事犯罪。
  其次,执法不严。个别基层干部、干警与地方宗族势力沆瀣一气,甚至在工作中依靠他们,在事后保护他们,对于一些寻衅滋事、聚众斗殴等影响群众安全感的案件,以罚代刑,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对于拐卖妇女儿童犯罪、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犯罪,更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放纵下游犯罪的发生。
  再次,法制教育流于形式。多年来,农村普法就是广播上读读法条,街头上发发资料,或以案示警。宣传方式与村民文化水平低、理解能力差的现实不对路。多数涉案人员系小学文化或文盲,因此,生硬的法条村民“消化”不了,普法资料村民理解不了,以案示警难以教育多数。普法方法缺乏对农村现实特殊性的考虑,很难使村民思想观念发生转变,难以有效提高村民法律意识。
  2.基层干部不作为。
  基层干部中“候鸟型干部”过多,不能深入群众、与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不能切实解决农民反映的问题,使干群之间的距离越走越远。有的干部只关注经济发展,对农村的安全稳定思考不多,喜欢与能创造GDP的“经济能人”交朋友,不屑于同“泥腿子”同流。对于一些通过制假、售假而富起来的村民,不仅不去批评教育,正面引导,反而任其自由蔓延,以致其他村民误认为此类行为不违法,进行仿效,导致此类案件多发频发。
  3.思想、法律、文化教育匮乏。
  为获得土地之外的经济利益,大量农村青壮劳力纷纷到城里打工或经商,农村常驻人口以老人、妇女、儿童为主。基层政府对青壮劳力的思想、法律教育鞭长莫及,而过去以思想教育、识文断字为内容的“夜校”不复存在,对留守老人、妇女以及没有外出的青壮劳力的思想、法律、文化教育基本为零,村民的集体意识、法律意识淡薄,文化生活单一,精神世界空虚,诸如迷信等腐朽的封建文化开始死灰复燃,邪教组织趁虚而入,进行思想渗透,影响了农村的安全稳定。
  三、乡村治理建议
  贝卡利亚曾经指出:”刑罚的目的仅仅在于阻止罪犯再重新侵害公民并规诫其他人不要重蹈覆辙。3
惩罚犯罪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预防犯罪。“、“刑罚最终要为真正的目的——预防犯罪服务,并受一定范围之内这一目的的制约。” 4 在社会转型时期,必须开展好乡村治理,有效解决预防农村犯罪问题,争取使农村犯罪不再成为影响“美好乡村建设”的难题。
  (一)发展农村经济,促进农民增收
  经济落后及经济状况不平等是农村犯罪的根源性问题。只有抓住经济发展这个“牛鼻子”,使农村经济得到发展,使农民收入得到提高,才能使农民不再受经济利益的驱使违法犯罪,农村“两抢一盗”等侵财型犯罪率居高不下的问题才能得到解决。因此,要积极引导农民发展实体经济,树立依法致富、科学致富的榜样,鼓励农民通过合法途径走上致富之路。
  继续加大对农村社会保障的投入,在医疗卫生、教育就业、安居养老等方面,让农民看得起病、上得起学、就得了业、养得了老,增加农民生活的幸福指数,使其热爱他们脚下的这片土地,进而热爱社会主义制度,热爱社会主义国家。
  (二)加强文化教育,提高道德水平
  开展以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根本的文化教育,全面提高农民的思想境界和道德水准。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培养农民正确的世界观、价值观;开展法治文化教育,培养农民的法治意识和追求民主、公正的思想意识,养成遇事找法、靠法、依法的习惯;开展社会科学文化普及教育,培养农民的科学精神、科学思维,形成生产靠科学、生活靠科学的习惯,摒弃陈旧的、愚昧的、迷信的生活方式;开展传统美德教育,培养农民讲诚信、奉忠孝、重和合的传统美德,促进农民家庭幸福和睦,邻里和谐无争。通过文化教育可以改变农民的思想素质、精神面貌、道德水准,使其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抵御违法犯罪的诱惑筑牢思想屏障。
  (三)完善安防体系,压缩犯罪空间
  继续推进中心村建设,改变自然村分布散乱的局面,并在中心村设立警务室,确保一个中心村不少于2名公安干警值班巡查。建立家庭联防安保体系,设立户户相连、一户报警、户户皆知并与公安机关信息系统联网的便捷报警系统。提高留守老人、妇女、儿童的安全防范知识和意识,引导他们不轻易相信陌生人,夜间早关门闭户,不给不信任的人开门;遇到犯罪分子要灵活机智,既要保护好自身安全,又要保护好犯罪证据。
  (四)加强基层组织建设,遏制基层腐败
  强有力的基层组织不但可以带领群众发家致富,而且可以引导群众和谐相处,降低本地犯罪率。因此,要加强和完善基层党组织、治安组织、纠纷调处委员会的建设,让有威望的“贤人”、懂技术的“能人”、愿意带领农民致富的“热心人”、廉洁刚正的“好人”成为农村两委成员,在带领群众发家致富的同时,搞好本地治安,维护好村民团结,及时发现并化解村民之间的矛盾,以防犯罪事件发生。
  基层腐败破坏党的执政根基,使农村不平等现象多发,使群众对党的领导产生不满。因此,要加大对农村基层组织人员贪污腐败犯罪的查处力度,扎实开展农村职务犯罪预防工作,严厉查处涉农惠农领域的职务犯罪案件,使农民的权益得到有效保障,使农村基层组织人员能够自觉抵制腐败行为,全心全意为农民服务。
  (五)强化法制教育,培养依法办事习惯
  哲人曾说过,一切法律之中最重要的法律,既不是刻在大理石上,也不是刻在铜表上,而是刻在公民的内心里。因此,必须加强对农民和农村基层组织人员的法制教育,使现代法治理念根植于农民内心,养成依法办事的习惯,形成心里有法、遇事找法、做事靠法、平时守法的行动自觉。改变不合时宜、不能满足农民要求的普法形式,采取鲜活的、易于群众接受的法制教育手段,比如,编排普法话剧、戏剧送法下乡,将临时法庭设在农民的院落地头等,改变传统的发发传单、读读法条之类的普法手段。
  (六)重视矛盾化解,消除犯罪隐患
  要十分重视涉及农民的矛盾化解问题。农民自古以来处于社会的底层,其反抗意识极强(纵观我国历史,起义也好,革命也罢,均以农民为主力军)。在矛盾面前,他们往往情绪化且易受煽动,常通过极端途径解决问题。因此,基层组织要重视涉及农民的矛盾化解,无论是干群矛盾、邻里纠纷、家庭不和,都应当高度重视,避免小争端酿成大事件。例如,利辛县某村民兄弟之间因宅基地纠纷不和,弟便将侄骗入家中将其杀害。谯城区也发生过兄弟之间因土地纠纷没能及时解决,兄将其弟杀死后,投入井中的犯罪事件。而因邻里纠纷引发的聚众斗殴、故意伤害、杀人犯罪事件,在农村更是频频发生。
  (七)严打乡村犯罪,维护农民利益
  面对亳州市农村犯罪节节攀升的严峻形势,一方面必须加大对农村违法犯罪行为的打击力度,做到发现一起、查处一起、判决一起,切实发挥查处违法犯罪的震慑和警诫作用。另一方面,要加大政法力量对农村稳定的掌控能力,增加基层派出所警力,开展治安巡查、巡防活动,增设检察机关在基层乡镇的派出机构,威慑基层腐败发生。通过严打犯罪,息民怨、平民愤、安民心,切实维护好农民的合法权益。
  (八)健全法律法规,堵塞犯罪漏洞
  现行刑法日趋轻刑化。以盗窃罪为例,盗窃罪是典型的数额犯,以犯罪数额的大小作为立案的必要条件。然而,近年来盗窃罪的立案数额标准逐渐提高,比如“数额较大”的标准由原来的500元上升至2000元,抢夺罪也做了相应的调整。这使犯罪人数最多、对群众生活影响最大的盗窃、抢夺案件的立案门槛提高,以致很多案件,在群众报案后无法立案,间接放纵了犯罪行为。因此,在农民侵财型犯罪多发的形势下,应当降低立案门槛,完善有关法律,以堵塞法律漏洞,使更多的犯罪分子受到应有的惩罚。
  (九)重视调查研究,服务农村发展
  调查研究是掌握实际情况、实现科学决策、破解工作难题的一把“金钥匙”。当前,亳州市的农村犯罪问题依然突出,同时随着经济的发展尤其是“美好乡村建设”的推进,农村犯罪必然会出现一些新情况、新问题。因此,必须经常、广泛、深入地开展调查研究,不仅从宏观上掌握农村犯罪的发展态势,而且要认真针对不同类型、不同区域的农村犯罪开展调研,分析其特点、原因和规律,为亳州各地党委推进“美好乡村建设”提供科学的决策参考,服务亳州市农村经济社会全面发展。
  “美好乡村建设”是一项艰巨而复杂的综合性工程,任重而道远,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的不仅是经济投入、政策优先,还需要农民自身的成长和进步,因为“美好乡村建设”的根本在于农民。我们不仅要富民,而且要强民,让他们在思想道德、法治觉醒、文化技术上强大,只有这样“美好乡村建设”才能成为一个能够经得起历史检验的伟大工程。
  (该文为亳州市社科联2013年度课题“影响亳州市美好乡村建设的犯罪问题研究”<立项号:A2013007>之研究成果)

注释:
  ①数据来源:亳州市统计部门2011年度的统计数字。
  ②党国印:《当前农村犯罪的问题与对策--首都"百名博士百村行"专题报告》,载《中国农村经济》1997年第3期。
  ③[意]贝卡利亚:《论犯罪与刑罚》,黄风译,中国大百科出版社1993年版,第42页。
  ④曲新久:《刑法的精神与范畴》,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07页。